ABCDEF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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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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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用【新細明體】,棋子才會變成全形大小。
2009-04-17
2009-03-24
台大歷史碩士考試結果
1. 國文英文兩科合計不到100者不錄取
國文50
英文52
合計102
2. 專業科目成績排名未達前30%不錄取;98年標準為181.00分
中國史一(五代以前)38
中國史二(宋代以後)56
台灣史44
世界史44
合計182
總分284
錄取最低分340
國文50
英文52
合計102
2. 專業科目成績排名未達前30%不錄取;98年標準為181.00分
中國史一(五代以前)38
中國史二(宋代以後)56
台灣史44
世界史44
合計182
總分284
錄取最低分340
2009-03-12
【歷史印象】宗教改革
基督教會於一O四五年分裂為希臘正教與羅馬公教。十六世紀時,針對隳壞的羅馬公教,又發生所謂的宗教改革。
【背景】
一、經過一三O九至一三七七年間,教廷遷往亞威農,形同法國附庸的"巴比倫幽居"時期,教皇形象威信大損。
二、教廷遷回羅馬之後,法籍樞機另選教皇,對抗羅馬義籍教皇;因此而另外選出的第三位教皇並不能解決分裂狀況,於是同時間有三位教皇分庭抗禮,最後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開會解決,教皇地位一落千丈。
三、歐洲各地國王與教皇爭奪統治權、教會法庭干涉地方司法、教會財產令人眼紅。
四、教會內部腐化,教會人員上至教皇、下至地方教士,以各種崇高或卑下的理由出售教職牟利,或不守清規。
五、受到亞洲思潮影響,基督教內部漸漸形成各種教派,質疑傳統基督教神學;著者如牛津大學神學教授韋克力夫和布拉格大學神學教授胡斯,主張基督徒應以聖經作為最高原則,恢復簡單純樸的生活;教會應服屬於國家,不應擁有過多財產;教皇並無宗教領導權威。一四O九年兩人學說被判為異端。
六、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風行,對於中古教會傳統與教會腐化現況深懷不滿。
【起點】
教皇利奧X 為了籌措聖彼得大教堂的工程款項,再度發行十字軍東征時發售的贖罪券;馬丁路德對此深為不滿,貼出九十五條論點,除了引發贖罪券有無用處的討論外,還深化了神學理論界的激辯。
【新舊神學】
傳統神學家認為教皇繼承耶穌門徒彼得的權力,掌握天堂鑰匙,人須經教會始能得救,教皇享有赦罪權力。
新派學者認為聖經是基督教最高準繩,信徒只要依照聖經行事,對上帝充滿信心,不必經由教會便可得救。
【馬丁路德的反抗】
一五一九年馬丁路德受邀進行神學辯論,事後被教會判為異端,於是馬丁路德開始全面攻擊教會與教皇,鼓勵世俗政權沒收教產,提倡自由離婚、要求基督徒注重內在對上帝的信心。教皇對之下達破門律,神聖羅馬帝國查理V 著手逮捕,但馬丁路德受到薩克遜公爵庇護,繼續推行新教工作。
【對農民運動的失策】
在貴族競相沒收教產,收回教會權力之時,日耳曼農民也起而暴動爭取權利;馬丁路對德此大加反對,稱暴民為"瘋狗",人人得而誅之。被剿殺農民的家屬視馬丁路德為貴族的諂媚者,揚棄新教,重返舊教懷抱。
【路德新教合法】
查理V 進攻日耳曼境內新教諸侯不果,簽訂奧格斯堡宗教合約,從此各諸侯可以自由決定信仰舊教或路德新教。
【瑞士的改革開端】
茲利文以反對瑞士教會招募瑞士人代替外國作戰開始,不斷抨擊教會的腐敗,說服蘇黎世議會支持其改革。
【喀爾文教派】
喀爾文為了使法國法蘭西斯I 實行新教,撰寫"基督教原理"一書,深得新教教徒推重。後來在日內瓦出任首席牧師,訂定"教會法",建立教會執政制度,推行社會改革,強調嚴肅真誠的道德生活,被贊同者籲為"上帝之城"。他主張借款收息是符合基督教道德的行為,因此受到工商界歡迎。所創立的日內瓦大學派出嚴格訓練的牧師四出傳教,在蘇格蘭成為長老會,在法國為休京拉派,在荷蘭為改革教會等等,這些以"教會法"為依據的教派總稱為喀爾文教派。咖爾文經常與各地教會通信,被稱為新教的教皇。
【英國亨利VIII 的宗教態度】
亨利VIII 原本以"維護七聖禮"一書反對馬丁路德等人的改革主張,被教皇賜封為"信仰維護者"。亨利VIII 之王后凱薩琳為其寡嫂,膝下無子,使亨利產生違反聖經遭致天譴的想法;為了獲得王子繼承君位,又與凱薩琳王后的侍從女官產生戀情,亨利VIII 決定訴請教皇批准離婚。
【教皇的作法與後果】
由於凱薩琳王后的姪子正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V ,而他的軍力又控制了羅馬地區,於是教皇將亨利VIII 的離婚案留中不發。亨利VIII 於是開始傾向反教皇的方向,待坎特伯里大主教由新教份子擔任後,由大主教宣佈亨利VIII 與凱瑟琳的婚姻無效。教皇因此處亨利VIII 破門律。
【英國國會的反應】
議員基於愛國因素支持國王,通過"君權至尊法案",授權亨利VIII 改革教會。亨利VIII因此得以取消修道院、發行英文版聖經,將英國教會改名為英國國教。
【英國國教的確立】
亨利VIII 對於舊教規模並未做太大變動;其子愛德華VI 時的攝政會議多為新教中人,進一步改革國教;後來國會通過"一致法案",規定英國教堂必需按照參考新教教儀寫成的"通用祈禱書"舉行儀式。伊莉莎白I 將祈禱書稍加修改,由國會通過教義解釋法案,確立英國國教地位。
【羅馬公教自身改革】
教皇保羅III 上任後組成委員會調查教會弊端,整頓教會財政,嚴禁貪污,恢復異端裁判法庭以阻止新教活動。
【特稜特會議】
保羅III、朱利III、庇護IV 分別招開三次宗教會議,重申舊有教義,通過改革法案如禁止贖罪券、教士不得兼職等。會議並建議設立神學院訓練教士、編訂禁書目錄、發行教理問答。
【耶穌會】
西班牙羅耀拉身體力行,感動巴黎大學的同學跟隨他組成"耶穌會",一起過聖潔的生活,對弱勢下層民眾服務傳教。後來耶穌會受教皇保羅III 批准成為正式修會,羅耀拉於是制定修道院規程,使修士受嚴格訓練,涵養深厚的道德與學問。部份改信新教的地區因此重回舊教懷抱,耶穌會教士更因為地理大發現的機會至各大洲傳教。中國稱羅馬公教為天主教,稱新教為基督教,其實天主教乃是基督教的一派。
【背景】
一、經過一三O九至一三七七年間,教廷遷往亞威農,形同法國附庸的"巴比倫幽居"時期,教皇形象威信大損。
二、教廷遷回羅馬之後,法籍樞機另選教皇,對抗羅馬義籍教皇;因此而另外選出的第三位教皇並不能解決分裂狀況,於是同時間有三位教皇分庭抗禮,最後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開會解決,教皇地位一落千丈。
三、歐洲各地國王與教皇爭奪統治權、教會法庭干涉地方司法、教會財產令人眼紅。
四、教會內部腐化,教會人員上至教皇、下至地方教士,以各種崇高或卑下的理由出售教職牟利,或不守清規。
五、受到亞洲思潮影響,基督教內部漸漸形成各種教派,質疑傳統基督教神學;著者如牛津大學神學教授韋克力夫和布拉格大學神學教授胡斯,主張基督徒應以聖經作為最高原則,恢復簡單純樸的生活;教會應服屬於國家,不應擁有過多財產;教皇並無宗教領導權威。一四O九年兩人學說被判為異端。
六、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風行,對於中古教會傳統與教會腐化現況深懷不滿。
【起點】
教皇利奧X 為了籌措聖彼得大教堂的工程款項,再度發行十字軍東征時發售的贖罪券;馬丁路德對此深為不滿,貼出九十五條論點,除了引發贖罪券有無用處的討論外,還深化了神學理論界的激辯。
【新舊神學】
傳統神學家認為教皇繼承耶穌門徒彼得的權力,掌握天堂鑰匙,人須經教會始能得救,教皇享有赦罪權力。
新派學者認為聖經是基督教最高準繩,信徒只要依照聖經行事,對上帝充滿信心,不必經由教會便可得救。
【馬丁路德的反抗】
一五一九年馬丁路德受邀進行神學辯論,事後被教會判為異端,於是馬丁路德開始全面攻擊教會與教皇,鼓勵世俗政權沒收教產,提倡自由離婚、要求基督徒注重內在對上帝的信心。教皇對之下達破門律,神聖羅馬帝國查理V 著手逮捕,但馬丁路德受到薩克遜公爵庇護,繼續推行新教工作。
【對農民運動的失策】
在貴族競相沒收教產,收回教會權力之時,日耳曼農民也起而暴動爭取權利;馬丁路對德此大加反對,稱暴民為"瘋狗",人人得而誅之。被剿殺農民的家屬視馬丁路德為貴族的諂媚者,揚棄新教,重返舊教懷抱。
【路德新教合法】
查理V 進攻日耳曼境內新教諸侯不果,簽訂奧格斯堡宗教合約,從此各諸侯可以自由決定信仰舊教或路德新教。
【瑞士的改革開端】
茲利文以反對瑞士教會招募瑞士人代替外國作戰開始,不斷抨擊教會的腐敗,說服蘇黎世議會支持其改革。
【喀爾文教派】
喀爾文為了使法國法蘭西斯I 實行新教,撰寫"基督教原理"一書,深得新教教徒推重。後來在日內瓦出任首席牧師,訂定"教會法",建立教會執政制度,推行社會改革,強調嚴肅真誠的道德生活,被贊同者籲為"上帝之城"。他主張借款收息是符合基督教道德的行為,因此受到工商界歡迎。所創立的日內瓦大學派出嚴格訓練的牧師四出傳教,在蘇格蘭成為長老會,在法國為休京拉派,在荷蘭為改革教會等等,這些以"教會法"為依據的教派總稱為喀爾文教派。咖爾文經常與各地教會通信,被稱為新教的教皇。
【英國亨利VIII 的宗教態度】
亨利VIII 原本以"維護七聖禮"一書反對馬丁路德等人的改革主張,被教皇賜封為"信仰維護者"。亨利VIII 之王后凱薩琳為其寡嫂,膝下無子,使亨利產生違反聖經遭致天譴的想法;為了獲得王子繼承君位,又與凱薩琳王后的侍從女官產生戀情,亨利VIII 決定訴請教皇批准離婚。
【教皇的作法與後果】
由於凱薩琳王后的姪子正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V ,而他的軍力又控制了羅馬地區,於是教皇將亨利VIII 的離婚案留中不發。亨利VIII 於是開始傾向反教皇的方向,待坎特伯里大主教由新教份子擔任後,由大主教宣佈亨利VIII 與凱瑟琳的婚姻無效。教皇因此處亨利VIII 破門律。
【英國國會的反應】
議員基於愛國因素支持國王,通過"君權至尊法案",授權亨利VIII 改革教會。亨利VIII因此得以取消修道院、發行英文版聖經,將英國教會改名為英國國教。
【英國國教的確立】
亨利VIII 對於舊教規模並未做太大變動;其子愛德華VI 時的攝政會議多為新教中人,進一步改革國教;後來國會通過"一致法案",規定英國教堂必需按照參考新教教儀寫成的"通用祈禱書"舉行儀式。伊莉莎白I 將祈禱書稍加修改,由國會通過教義解釋法案,確立英國國教地位。
【羅馬公教自身改革】
教皇保羅III 上任後組成委員會調查教會弊端,整頓教會財政,嚴禁貪污,恢復異端裁判法庭以阻止新教活動。
【特稜特會議】
保羅III、朱利III、庇護IV 分別招開三次宗教會議,重申舊有教義,通過改革法案如禁止贖罪券、教士不得兼職等。會議並建議設立神學院訓練教士、編訂禁書目錄、發行教理問答。
【耶穌會】
西班牙羅耀拉身體力行,感動巴黎大學的同學跟隨他組成"耶穌會",一起過聖潔的生活,對弱勢下層民眾服務傳教。後來耶穌會受教皇保羅III 批准成為正式修會,羅耀拉於是制定修道院規程,使修士受嚴格訓練,涵養深厚的道德與學問。部份改信新教的地區因此重回舊教懷抱,耶穌會教士更因為地理大發現的機會至各大洲傳教。中國稱羅馬公教為天主教,稱新教為基督教,其實天主教乃是基督教的一派。
2009-02-23
2009-02-19
【讀書】蘇碩斌。2010。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左岸文化。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05144
【全書梗概】
舊說以為,台北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從"三市街"型態整合為單一都市,是經濟活動與人口繁衍的自然結果。舊說不確。
"台北三市街"整合為"台北市"的現象,是都市"空間均質化"與"空間視覺化",從"地方社會"轉型為"空間社會"的結果。而這個轉變實由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藉由改造士紳階級、貫徹警察統治、精密人地普查、推動都市計劃四個互相依存的步驟進行。
清代社會是"地方社會":國家權力及於縣府,縣府以下由以士紳、富商(合稱紳商)階級為核心的利益集團維持社會秩序;在這樣的社會中,無法以數目字管理,所有的調查統計都以上報交差、不增事務為足。
日本當局首先改造士紳階級,弱化郊商組織,使橫亙在國家權力與人民生活之間的隔膜消失;並以警察制度深入民間,不但能夠強力維持殖民社會的新秩序,還能進行精密的數字統計工作。借由無所不在的警察體系與現代統計技術,日本當局在地圖上就能夠完整呈現台北市的每一塊土地與每一個居民,空間的異質性被打破(均質化),而且能夠被看見(理論上的視覺化)。
掌握戶口與地籍之後,都市計劃的初期重點是公共衛生工程,消弭空間中藏污納垢的死角;接著以道路連結區域,拆除城牆與填平窪地以打破區域屏障。當物理空間變得平坦(實際上的視覺化)後,台北三市街居民的心理距離就消失了,於是經濟活動與城市發展超越了市街範圍,台北市成為一個整體。
台北成為現代城市之後,人與土地的關係被切割了,居民不再有在地的親切感。另一方面,艋舺居民與大稻程居民不再有差異,差異存在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於是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的手段,反而促成了殖民地人民的凝聚。
從台北1895~1920的變遷,可以觀察到:空間不只是自然空間,它實際是國家權力支配人民的媒介,空間暢通了,國家就能直接介入人民生活。
【原書摘要】
日本領有台灣(1895)後,淡水河附近的三個"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迅速發展、聯合,成為現代化的都市:台北。
這樣的轉變,不只是聚落自然的成長與合併,而是從"地方社會"性質的三個市街整合為"空間社會"性質的單一都市。
地方在此指的是一個由住民賦予意義的封閉性場所,空間則是開放而無所不包的自由場所;
國家將土地的"地方"性質轉變為"空間"性質是非常重要的統治手段,而這樣的努力有賴於現代國家統治的型態。
在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只及於縣。縣以下是"不透明"的,沒有真正的官僚組織,而是由地方上有來頭名望之人負責指揮"地方社會"。
這些"地方頭人"無官吏之名,有官吏之實,沒有實際的俸祿,因此被准許向鄉里收取規費,成為吏治敗壞的一大因素。
由於頭人弊大於利,政府又無力將官僚體系向下紮根,於是產生另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也就是士紳與富商。
由於貿易興起的"郊商",與宗族結合,亦與信仰結合,上事政府,下接民眾,擔負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
然而,就如同地方頭人,士紳的社會定位曖昧不明,一方面是保護者,一方面是剝削者。
士紳糾合社會能量成為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一方面穩定了地方社會,另一方面卻以械鬥的形式互相競爭,成為社會亂源。
台北城的興築,士紳就發揮了非常大的中介力量,而他們如此大力支持,實是因為可以換得本身的利益。
清代在台灣的洋務運動乍起暴落,雖然引進現代化的設備,卻還沒傳入現代化的精神。
"不能以數目字管理"是最大的癥結,中國的"傳統"照搬到了台灣。於是戶口統計、田土丈量等等經濟資訊過時不堪使用。
而現代化建設過程當中,與其說這些新式建設是進步的表徵,不如說是在舊體系中的勉強實驗。
因為士紳利益集團與無法現代化管理,清代領有的台灣始終停留在三個市街的規模,雖然蓬勃發展卻無法齊心協力。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透過空間的"均質化"與"視覺化",達成台北地方社會的透明化,從而以空間社會取代了地方社會,以"台北市"取代"台北三市街"。
空間均質化:剷除地方中介社會,包括轉換士紳角色、以警察統治滲透民間,使國家觸及到人民。
空間視覺化:進行都市計劃,包括道路工程、公共衛生工程等,使國家直接掌握空間。
轉換士紳角色:日本攻佔台灣期間,士紳分為內渡與留台兩類,留台士紳又分為與政權結合的新士紳與退隱士紳。
與政權結合的新士紳,在當時有"御用士紳"之名,然而完全喪失舊士紳的權利、尊榮與社會評價。地方社會的中介核心消失了。
由郊商轉型的公會組合,也喪失了參予、主導地方事務的能力,僅限於有關自身利益的陳情。
警察統治制度:日本在台灣的軍政警察逐漸轉為民政警察,亦未國家與社會人民直接連結,不需依賴原有的地方社會仲介體系。
日本建立了新的保甲制度,不同於清代保甲的模糊執行,日式保甲深刻滲透到民間,是統計結構與技術的完美結合,因此被稱為"惡政"。
由於警察取代士紳,監視取代自治,地方社會被國家行政體系滲透,警察政治成為日治台灣的常態。
地方社會的不可穿透性,透過均質化:抹平區域差異,已經變得透明,於是可以進行空間視覺化的統治工作。
首先是全面人口與土地統計。掌握"編戶齊民"是中國自古以有的重要工作,但無法以數字管理的中國實際上從未良好的掌握編戶齊民。
透過無孔不入的警察機關,日本當局能夠精確計算台灣島上所有的人力與地力資源,使得之後的各種公共行政成為可能。
在此,警察的意涵其實是一種國家的統制技術,蒐集資料的過程就是國家介入人民生活的過程。
空間統治的第一階段工作是公共衛生。日軍佔領台灣的過程,熱帶疾病其實是最大的阻力。
確認"衛生第一主義",早期都市建設完全環繞公共衛生議題,是為了讓日本本土更有意願來台投資。
透過衛生死角的排除,空間均質化了,而均質化的空間其實就邁向了視覺化的空間,都市的所有角落都可以被看見。
接著進一步透過新城門、街道取直以及街廓的設計,讓都市中的視線更暢行無阻,最後發展到拆除城牆,使台北三市街的物理阻隔完全消失。
後藤新平是日本在台民政長官的重要人物,他的生物統治技術在日本本土無從發揮,在台灣則可以暢行。他的「行政的秘訣就在於利用人的弱點」十分值得注意,也就是掌握被統治者的弱點,被統治者就會開始同意並信託這個政權。
為了更了解這塊土地,他停止了壓抑政策,對風俗習慣進行保留與調查,以數字統計瞭解傳統人民生活,為日後施政鋪路。
從日繪地圖與清官地圖就可以看出來,日本行政系統完整掌握了土地的資訊與人民的生活情報,所有空間都被掌握了,在地圖上日本實現了台灣的均質化與視覺化。
在人口統計上,日本也以數字精確呈現了人口的組成與變遷。由於統計結果是權力運作的張本,當時人民一改舊習,非常重視被調查時所給予的資料,以免被編到錯誤的類別。
台灣於是告別清代地方不透明社會,進入數目字管理時代,日本當局可以以圖統地,以地統人,推行都市計劃與三市街的整合在一九零零年開始得以實現。
統一三市街的規劃,一是以道路連結區域,二是拆除城牆與填平窪地以破除區域間的屏障。
而實際執行這兩項工作,有賴於當局具備了計算人口與土地的能力。
而為了讓國家統治視線穿透整個都市,地方必須被抹除,人與土地必須被切割,居民在城市中不再有在地的親切感。
以往國家遷就地方的觀念不再,為了都市計劃,連人民信仰中樞的廟宇都可以被拆掉改建。
新的空間同質性完成之後,差異不再存在於艋舺與大稻程之間,而在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
空間看似人畜無害,其實是國家機器統治的媒介。掌握空間的政府,就掌握了這塊土地,可以隨心所欲的操縱其中的居民生活。
【全書梗概】
舊說以為,台北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從"三市街"型態整合為單一都市,是經濟活動與人口繁衍的自然結果。舊說不確。
"台北三市街"整合為"台北市"的現象,是都市"空間均質化"與"空間視覺化",從"地方社會"轉型為"空間社會"的結果。而這個轉變實由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藉由改造士紳階級、貫徹警察統治、精密人地普查、推動都市計劃四個互相依存的步驟進行。
清代社會是"地方社會":國家權力及於縣府,縣府以下由以士紳、富商(合稱紳商)階級為核心的利益集團維持社會秩序;在這樣的社會中,無法以數目字管理,所有的調查統計都以上報交差、不增事務為足。
日本當局首先改造士紳階級,弱化郊商組織,使橫亙在國家權力與人民生活之間的隔膜消失;並以警察制度深入民間,不但能夠強力維持殖民社會的新秩序,還能進行精密的數字統計工作。借由無所不在的警察體系與現代統計技術,日本當局在地圖上就能夠完整呈現台北市的每一塊土地與每一個居民,空間的異質性被打破(均質化),而且能夠被看見(理論上的視覺化)。
掌握戶口與地籍之後,都市計劃的初期重點是公共衛生工程,消弭空間中藏污納垢的死角;接著以道路連結區域,拆除城牆與填平窪地以打破區域屏障。當物理空間變得平坦(實際上的視覺化)後,台北三市街居民的心理距離就消失了,於是經濟活動與城市發展超越了市街範圍,台北市成為一個整體。
台北成為現代城市之後,人與土地的關係被切割了,居民不再有在地的親切感。另一方面,艋舺居民與大稻程居民不再有差異,差異存在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於是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的手段,反而促成了殖民地人民的凝聚。
從台北1895~1920的變遷,可以觀察到:空間不只是自然空間,它實際是國家權力支配人民的媒介,空間暢通了,國家就能直接介入人民生活。
【原書摘要】
日本領有台灣(1895)後,淡水河附近的三個"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迅速發展、聯合,成為現代化的都市:台北。
這樣的轉變,不只是聚落自然的成長與合併,而是從"地方社會"性質的三個市街整合為"空間社會"性質的單一都市。
地方在此指的是一個由住民賦予意義的封閉性場所,空間則是開放而無所不包的自由場所;
國家將土地的"地方"性質轉變為"空間"性質是非常重要的統治手段,而這樣的努力有賴於現代國家統治的型態。
在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只及於縣。縣以下是"不透明"的,沒有真正的官僚組織,而是由地方上有來頭名望之人負責指揮"地方社會"。
這些"地方頭人"無官吏之名,有官吏之實,沒有實際的俸祿,因此被准許向鄉里收取規費,成為吏治敗壞的一大因素。
由於頭人弊大於利,政府又無力將官僚體系向下紮根,於是產生另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也就是士紳與富商。
由於貿易興起的"郊商",與宗族結合,亦與信仰結合,上事政府,下接民眾,擔負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
然而,就如同地方頭人,士紳的社會定位曖昧不明,一方面是保護者,一方面是剝削者。
士紳糾合社會能量成為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一方面穩定了地方社會,另一方面卻以械鬥的形式互相競爭,成為社會亂源。
台北城的興築,士紳就發揮了非常大的中介力量,而他們如此大力支持,實是因為可以換得本身的利益。
清代在台灣的洋務運動乍起暴落,雖然引進現代化的設備,卻還沒傳入現代化的精神。
"不能以數目字管理"是最大的癥結,中國的"傳統"照搬到了台灣。於是戶口統計、田土丈量等等經濟資訊過時不堪使用。
而現代化建設過程當中,與其說這些新式建設是進步的表徵,不如說是在舊體系中的勉強實驗。
因為士紳利益集團與無法現代化管理,清代領有的台灣始終停留在三個市街的規模,雖然蓬勃發展卻無法齊心協力。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透過空間的"均質化"與"視覺化",達成台北地方社會的透明化,從而以空間社會取代了地方社會,以"台北市"取代"台北三市街"。
空間均質化:剷除地方中介社會,包括轉換士紳角色、以警察統治滲透民間,使國家觸及到人民。
空間視覺化:進行都市計劃,包括道路工程、公共衛生工程等,使國家直接掌握空間。
轉換士紳角色:日本攻佔台灣期間,士紳分為內渡與留台兩類,留台士紳又分為與政權結合的新士紳與退隱士紳。
與政權結合的新士紳,在當時有"御用士紳"之名,然而完全喪失舊士紳的權利、尊榮與社會評價。地方社會的中介核心消失了。
由郊商轉型的公會組合,也喪失了參予、主導地方事務的能力,僅限於有關自身利益的陳情。
警察統治制度:日本在台灣的軍政警察逐漸轉為民政警察,亦未國家與社會人民直接連結,不需依賴原有的地方社會仲介體系。
日本建立了新的保甲制度,不同於清代保甲的模糊執行,日式保甲深刻滲透到民間,是統計結構與技術的完美結合,因此被稱為"惡政"。
由於警察取代士紳,監視取代自治,地方社會被國家行政體系滲透,警察政治成為日治台灣的常態。
地方社會的不可穿透性,透過均質化:抹平區域差異,已經變得透明,於是可以進行空間視覺化的統治工作。
首先是全面人口與土地統計。掌握"編戶齊民"是中國自古以有的重要工作,但無法以數字管理的中國實際上從未良好的掌握編戶齊民。
透過無孔不入的警察機關,日本當局能夠精確計算台灣島上所有的人力與地力資源,使得之後的各種公共行政成為可能。
在此,警察的意涵其實是一種國家的統制技術,蒐集資料的過程就是國家介入人民生活的過程。
空間統治的第一階段工作是公共衛生。日軍佔領台灣的過程,熱帶疾病其實是最大的阻力。
確認"衛生第一主義",早期都市建設完全環繞公共衛生議題,是為了讓日本本土更有意願來台投資。
透過衛生死角的排除,空間均質化了,而均質化的空間其實就邁向了視覺化的空間,都市的所有角落都可以被看見。
接著進一步透過新城門、街道取直以及街廓的設計,讓都市中的視線更暢行無阻,最後發展到拆除城牆,使台北三市街的物理阻隔完全消失。
後藤新平是日本在台民政長官的重要人物,他的生物統治技術在日本本土無從發揮,在台灣則可以暢行。他的「行政的秘訣就在於利用人的弱點」十分值得注意,也就是掌握被統治者的弱點,被統治者就會開始同意並信託這個政權。
為了更了解這塊土地,他停止了壓抑政策,對風俗習慣進行保留與調查,以數字統計瞭解傳統人民生活,為日後施政鋪路。
從日繪地圖與清官地圖就可以看出來,日本行政系統完整掌握了土地的資訊與人民的生活情報,所有空間都被掌握了,在地圖上日本實現了台灣的均質化與視覺化。
在人口統計上,日本也以數字精確呈現了人口的組成與變遷。由於統計結果是權力運作的張本,當時人民一改舊習,非常重視被調查時所給予的資料,以免被編到錯誤的類別。
台灣於是告別清代地方不透明社會,進入數目字管理時代,日本當局可以以圖統地,以地統人,推行都市計劃與三市街的整合在一九零零年開始得以實現。
統一三市街的規劃,一是以道路連結區域,二是拆除城牆與填平窪地以破除區域間的屏障。
而實際執行這兩項工作,有賴於當局具備了計算人口與土地的能力。
而為了讓國家統治視線穿透整個都市,地方必須被抹除,人與土地必須被切割,居民在城市中不再有在地的親切感。
以往國家遷就地方的觀念不再,為了都市計劃,連人民信仰中樞的廟宇都可以被拆掉改建。
新的空間同質性完成之後,差異不再存在於艋舺與大稻程之間,而在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
空間看似人畜無害,其實是國家機器統治的媒介。掌握空間的政府,就掌握了這塊土地,可以隨心所欲的操縱其中的居民生活。
2009-02-16
【歷史印象】舉才
"得其人"為治國之首要。自傅說舉於版築,至今民國,舉才之法有數變。
上古有所謂禪讓之說,實為部落共主選舉制度:前任共主不克視事,即由各部落共推一人為新共主;歐洲中世紀時仍有此法,以神聖羅馬帝國為著。所謂傳位於某,疑為原共主提名之權。統治者以外之官吏率由世襲,偶有統治者選任,舉才與否全憑統治者一時之念。上古所舉之才最著者乃鯀禹父子。此時舉才,以專業能力為尚。
春秋起,貴族流落,世襲家學傳播民間,聰明才智之士接觸既有經典,所獲較世襲子弟猶多,於是百家說起;至戰國時游士大起,布衣與國君一言既合,立為卿相。雖無制度,亦無定時,然能人志士已可主動求舉。所舉之才,以能富國強兵者為先。
秦時諸家盡廢,尚留律令之學,百姓欲學者"以吏為師",所舉之才猶今之公務員。
漢高祖下詔求才,明言"吾能尊顯之",文、景亦時常要求百官舉才薦賢,其所求者,漸與秦遠。至武帝元光元年,明定郡縣察舉孝廉之法,元朔元年並規定各郡每年至少舉一名,至東漢末年不輟。所舉者以孝廉統稱,其實有四種:一為品德,孝子廉吏、"賢良方正"屬之,此種人士能作表率,導正風氣;二為知識,通曉經典者屬之,符合提倡學術之政策;三為法律,明白法律者屬之,蓋不明法者不能行政;四為事務,能執辦公務者屬之,國家機器賴此等人運作。
察舉之法立意甚美,但弊病旋踵浮現。不論經典、律令、事務,多由家學淵源者獨占;孝子廉吏亦由家有仕宦者為先,於是舉才"以位不以賢"的現象在東漢便甚明顯,下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先聲,陳群九品官人法實為順應時勢之制。魏晉遞嬗,非僅曹氏與司馬氏之爭,亦為寒門(曹操宦官養子)與世族(司馬氏儒學世家)之爭。
李唐起於關中,自始即打壓關東高門世族;武后時,為培植新人,抵抗關東勢力,奠定科舉之法,又是舉才制度之一變。察舉者,已官之人察未官之人,上位之官察下位之吏,所憑者印象;科舉則以文章為憑,較有客觀依據。
考試舉才至今不輟,所異者為考試內容。唐代科舉名目甚多,明經典亦是一項,但詩賦取士最為時人所重,考場誠無好詩,但舉國務詩,於是有唐一代可稱為"詩唐",乃詩之帝國也。宋代外患憑仍,尚經義策論,有"教戰守冊"等名篇。元明以下,考試內容漸趨一定,以經典章句訓詁為務,不容士子馳騁才華。
箝制思想,莫若以名利相誘。漢高明言"吾能尊顯之",猶是以名利換取才智;唐代五經正義開始,漸有以應考指定讀物之方式圈囿思想者,但成效不大,王安石頒布自撰之"三經新義",尚被群起攻之。元以後,專制愈盛,科舉乃成為收編文人之工具,八股文原為作文捷徑,而被後世目為陳腐者,實緣於此。
另外,有人不能無弊。唐代行卷之風盛行,今日稱為公然舞弊,當時不以為忤。至宋以下,糊名、謄卷等防閑之法漸密,但至清代,紀曉嵐猶有"也字不勾"之計。
民國以來,選舉之制復興,選舉之基擴於全民,而選舉之弊仍時有所聞,蓋人情所在,弊之所在也。自茲而後,尚有其他舉才之法乎?拭目以待之。
上古有所謂禪讓之說,實為部落共主選舉制度:前任共主不克視事,即由各部落共推一人為新共主;歐洲中世紀時仍有此法,以神聖羅馬帝國為著。所謂傳位於某,疑為原共主提名之權。統治者以外之官吏率由世襲,偶有統治者選任,舉才與否全憑統治者一時之念。上古所舉之才最著者乃鯀禹父子。此時舉才,以專業能力為尚。
春秋起,貴族流落,世襲家學傳播民間,聰明才智之士接觸既有經典,所獲較世襲子弟猶多,於是百家說起;至戰國時游士大起,布衣與國君一言既合,立為卿相。雖無制度,亦無定時,然能人志士已可主動求舉。所舉之才,以能富國強兵者為先。
秦時諸家盡廢,尚留律令之學,百姓欲學者"以吏為師",所舉之才猶今之公務員。
漢高祖下詔求才,明言"吾能尊顯之",文、景亦時常要求百官舉才薦賢,其所求者,漸與秦遠。至武帝元光元年,明定郡縣察舉孝廉之法,元朔元年並規定各郡每年至少舉一名,至東漢末年不輟。所舉者以孝廉統稱,其實有四種:一為品德,孝子廉吏、"賢良方正"屬之,此種人士能作表率,導正風氣;二為知識,通曉經典者屬之,符合提倡學術之政策;三為法律,明白法律者屬之,蓋不明法者不能行政;四為事務,能執辦公務者屬之,國家機器賴此等人運作。
察舉之法立意甚美,但弊病旋踵浮現。不論經典、律令、事務,多由家學淵源者獨占;孝子廉吏亦由家有仕宦者為先,於是舉才"以位不以賢"的現象在東漢便甚明顯,下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先聲,陳群九品官人法實為順應時勢之制。魏晉遞嬗,非僅曹氏與司馬氏之爭,亦為寒門(曹操宦官養子)與世族(司馬氏儒學世家)之爭。
李唐起於關中,自始即打壓關東高門世族;武后時,為培植新人,抵抗關東勢力,奠定科舉之法,又是舉才制度之一變。察舉者,已官之人察未官之人,上位之官察下位之吏,所憑者印象;科舉則以文章為憑,較有客觀依據。
考試舉才至今不輟,所異者為考試內容。唐代科舉名目甚多,明經典亦是一項,但詩賦取士最為時人所重,考場誠無好詩,但舉國務詩,於是有唐一代可稱為"詩唐",乃詩之帝國也。宋代外患憑仍,尚經義策論,有"教戰守冊"等名篇。元明以下,考試內容漸趨一定,以經典章句訓詁為務,不容士子馳騁才華。
箝制思想,莫若以名利相誘。漢高明言"吾能尊顯之",猶是以名利換取才智;唐代五經正義開始,漸有以應考指定讀物之方式圈囿思想者,但成效不大,王安石頒布自撰之"三經新義",尚被群起攻之。元以後,專制愈盛,科舉乃成為收編文人之工具,八股文原為作文捷徑,而被後世目為陳腐者,實緣於此。
另外,有人不能無弊。唐代行卷之風盛行,今日稱為公然舞弊,當時不以為忤。至宋以下,糊名、謄卷等防閑之法漸密,但至清代,紀曉嵐猶有"也字不勾"之計。
民國以來,選舉之制復興,選舉之基擴於全民,而選舉之弊仍時有所聞,蓋人情所在,弊之所在也。自茲而後,尚有其他舉才之法乎?拭目以待之。
2009-02-09
【影集】Lie to Me
自"CSI 犯罪現場"以來,呈現如何破解罪案、緝捕兇手的影集蔚為大國。印象所及便有"尋骨線索 Bones"、"數字搜查線"、"犯罪心理",以及中國的"大宋提刑官"等等。在書妹的引介之下,"別對我說謊 Lie to Me"是讓人非常驚喜的一部影集。
這部影集建立在一個主題上:人的表情與肢體動作會洩漏真實的心理狀態。皺眉噘嘴、下巴前伸、聳動左肩、眼球往右轉等等,都是行為心理學家萊特曼博士和他的團隊掌握人心的線索。透過這些轉瞬即逝的下意識"微表情",誠實與虛偽昭然若揭。然而,判別是否撒謊之後,更重要的是了解證人/嫌犯為何撒謊,因此劇中也有精采的推理與心理戰。
這是一部對白幽默,增長見識的影集,也可以從劇情中看到一些美國生活的內幕。不過建議情侶、夫妻不要看,否則對方的把戲就一覽無疑啦!
這部影集建立在一個主題上:人的表情與肢體動作會洩漏真實的心理狀態。皺眉噘嘴、下巴前伸、聳動左肩、眼球往右轉等等,都是行為心理學家萊特曼博士和他的團隊掌握人心的線索。透過這些轉瞬即逝的下意識"微表情",誠實與虛偽昭然若揭。然而,判別是否撒謊之後,更重要的是了解證人/嫌犯為何撒謊,因此劇中也有精采的推理與心理戰。
這是一部對白幽默,增長見識的影集,也可以從劇情中看到一些美國生活的內幕。不過建議情侶、夫妻不要看,否則對方的把戲就一覽無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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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與候,一豎之差,意義乖隔。不過其實楷書的「侯」與「候」都是當年「寫錯」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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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振動,到底該怎麼動?震振古今同音,古書中兩者互相通假,屢見不鮮。對現代人而言,最難確定的就是「震動」和「振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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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哀戚」還是「哀淒」?查哀戚一詞,出自史記。 〈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其執喪,哀戚甚悼。 至於另一個寫法則不見典籍。然而這個求新求變的時代,一句「以前沒人用過」是不能滿足各位的求知慾的。讓我們看看戚與淒的傳統用法,看看為何「哀戚」比較適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