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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梗概】
舊說以為，台北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從"三市街"型態整合為單一都市，是經濟活動與人口繁衍的自然結果。舊說不確。
"台北三市街"整合為"台北市"的現象，是都市"空間均質化"與"空間視覺化"，從"地方社會"轉型為"空間社會"的結果。而這個轉變實由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藉由改造士紳階級、貫徹警察統治、精密人地普查、推動都市計劃四個互相依存的步驟進行。
清代社會是"地方社會"：國家權力及於縣府，縣府以下由以士紳、富商（合稱紳商）階級為核心的利益集團維持社會秩序；在這樣的社會中，無法以數目字管理，所有的調查統計都以上報交差、不增事務為足。
日本當局首先改造士紳階級，弱化郊商組織，使橫亙在國家權力與人民生活之間的隔膜消失；並以警察制度深入民間，不但能夠強力維持殖民社會的新秩序，還能進行精密的數字統計工作。借由無所不在的警察體系與現代統計技術，日本當局在地圖上就能夠完整呈現台北市的每一塊土地與每一個居民，空間的異質性被打破（均質化），而且能夠被看見（理論上的視覺化）。
掌握戶口與地籍之後，都市計劃的初期重點是公共衛生工程，消弭空間中藏污納垢的死角；接著以道路連結區域，拆除城牆與填平窪地以打破區域屏障。當物理空間變得平坦（實際上的視覺化）後，台北三市街居民的心理距離就消失了，於是經濟活動與城市發展超越了市街範圍，台北市成為一個整體。
台北成為現代城市之後，人與土地的關係被切割了，居民不再有在地的親切感。另一方面，艋舺居民與大稻程居民不再有差異，差異存在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於是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的手段，反而促成了殖民地人民的凝聚。
從台北1895~1920的變遷，可以觀察到：空間不只是自然空間，它實際是國家權力支配人民的媒介，空間暢通了，國家就能直接介入人民生活。
【原書摘要】
日本領有台灣(1895)後，淡水河附近的三個"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迅速發展、聯合，成為現代化的都市：台北。
這樣的轉變，不只是聚落自然的成長與合併，而是從"地方社會"性質的三個市街整合為"空間社會"性質的單一都市。
地方在此指的是一個由住民賦予意義的封閉性場所，空間則是開放而無所不包的自由場所；
國家將土地的"地方"性質轉變為"空間"性質是非常重要的統治手段，而這樣的努力有賴於現代國家統治的型態。
在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只及於縣。縣以下是"不透明"的，沒有真正的官僚組織，而是由地方上有來頭名望之人負責指揮"地方社會"。
這些"地方頭人"無官吏之名，有官吏之實，沒有實際的俸祿，因此被准許向鄉里收取規費，成為吏治敗壞的一大因素。
由於頭人弊大於利，政府又無力將官僚體系向下紮根，於是產生另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也就是士紳與富商。
由於貿易興起的"郊商"，與宗族結合，亦與信仰結合，上事政府，下接民眾，擔負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
然而，就如同地方頭人，士紳的社會定位曖昧不明，一方面是保護者，一方面是剝削者。
士紳糾合社會能量成為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一方面穩定了地方社會，另一方面卻以械鬥的形式互相競爭，成為社會亂源。
台北城的興築，士紳就發揮了非常大的中介力量，而他們如此大力支持，實是因為可以換得本身的利益。
清代在台灣的洋務運動乍起暴落，雖然引進現代化的設備，卻還沒傳入現代化的精神。
"不能以數目字管理"是最大的癥結，中國的"傳統"照搬到了台灣。於是戶口統計、田土丈量等等經濟資訊過時不堪使用。
而現代化建設過程當中，與其說這些新式建設是進步的表徵，不如說是在舊體系中的勉強實驗。
因為士紳利益集團與無法現代化管理，清代領有的台灣始終停留在三個市街的規模，雖然蓬勃發展卻無法齊心協力。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透過空間的"均質化"與"視覺化"，達成台北地方社會的透明化，從而以空間社會取代了地方社會，以"台北市"取代"台北三市街"。
空間均質化：剷除地方中介社會，包括轉換士紳角色、以警察統治滲透民間，使國家觸及到人民。
空間視覺化：進行都市計劃，包括道路工程、公共衛生工程等，使國家直接掌握空間。
轉換士紳角色：日本攻佔台灣期間，士紳分為內渡與留台兩類，留台士紳又分為與政權結合的新士紳與退隱士紳。
與政權結合的新士紳，在當時有"御用士紳"之名，然而完全喪失舊士紳的權利、尊榮與社會評價。地方社會的中介核心消失了。
由郊商轉型的公會組合，也喪失了參予、主導地方事務的能力，僅限於有關自身利益的陳情。
警察統治制度：日本在台灣的軍政警察逐漸轉為民政警察，亦未國家與社會人民直接連結，不需依賴原有的地方社會仲介體系。
日本建立了新的保甲制度，不同於清代保甲的模糊執行，日式保甲深刻滲透到民間，是統計結構與技術的完美結合，因此被稱為"惡政"。
由於警察取代士紳，監視取代自治，地方社會被國家行政體系滲透，警察政治成為日治台灣的常態。
地方社會的不可穿透性，透過均質化：抹平區域差異，已經變得透明，於是可以進行空間視覺化的統治工作。
首先是全面人口與土地統計。掌握"編戶齊民"是中國自古以有的重要工作，但無法以數字管理的中國實際上從未良好的掌握編戶齊民。
透過無孔不入的警察機關，日本當局能夠精確計算台灣島上所有的人力與地力資源，使得之後的各種公共行政成為可能。
在此，警察的意涵其實是一種國家的統制技術，蒐集資料的過程就是國家介入人民生活的過程。
空間統治的第一階段工作是公共衛生。日軍佔領台灣的過程，熱帶疾病其實是最大的阻力。
確認"衛生第一主義"，早期都市建設完全環繞公共衛生議題，是為了讓日本本土更有意願來台投資。
透過衛生死角的排除，空間均質化了，而均質化的空間其實就邁向了視覺化的空間，都市的所有角落都可以被看見。
接著進一步透過新城門、街道取直以及街廓的設計，讓都市中的視線更暢行無阻，最後發展到拆除城牆，使台北三市街的物理阻隔完全消失。
後藤新平是日本在台民政長官的重要人物，他的生物統治技術在日本本土無從發揮，在台灣則可以暢行。他的「行政的秘訣就在於利用人的弱點」十分值得注意，也就是掌握被統治者的弱點，被統治者就會開始同意並信託這個政權。
為了更了解這塊土地，他停止了壓抑政策，對風俗習慣進行保留與調查，以數字統計瞭解傳統人民生活，為日後施政鋪路。
從日繪地圖與清官地圖就可以看出來，日本行政系統完整掌握了土地的資訊與人民的生活情報，所有空間都被掌握了，在地圖上日本實現了台灣的均質化與視覺化。
在人口統計上，日本也以數字精確呈現了人口的組成與變遷。由於統計結果是權力運作的張本，當時人民一改舊習，非常重視被調查時所給予的資料，以免被編到錯誤的類別。
台灣於是告別清代地方不透明社會，進入數目字管理時代，日本當局可以以圖統地，以地統人，推行都市計劃與三市街的整合在一九零零年開始得以實現。
統一三市街的規劃，一是以道路連結區域，二是拆除城牆與填平窪地以破除區域間的屏障。
而實際執行這兩項工作，有賴於當局具備了計算人口與土地的能力。
而為了讓國家統治視線穿透整個都市，地方必須被抹除，人與土地必須被切割，居民在城市中不再有在地的親切感。
以往國家遷就地方的觀念不再，為了都市計劃，連人民信仰中樞的廟宇都可以被拆掉改建。
新的空間同質性完成之後，差異不再存在於艋舺與大稻程之間，而在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
空間看似人畜無害，其實是國家機器統治的媒介。掌握空間的政府，就掌握了這塊土地，可以隨心所欲的操縱其中的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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