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認為團體中發生問題的根源在於內部的摩擦與研磨。首先我們區分團體的組成為三個部分：擁有權力的菁英，佔大多數的群眾，團體所擁有的資源。這三個部分的交互作用產生體制與經濟，形成一個五層的三明治結構。然後探討團體中發生問題的根源：摩擦與研磨，意指五個層級之間的衝突，和某一層級對相鄰層級的改變。最後，我們以中國為例，探討團體內各階層相互研磨所產生的問題，以及中國主要的問題根源：體制研磨群眾，而群眾無法研磨體制；並以此點出言論自由的價值。
1. 三級結構
拉斯威爾指出，一個團體當中的益處可以分為可以分為敬意 (deference)、收入、安全三種；權勢人物 (the influential) 能夠得到最多上述的利益，成為菁英 (elite)，剩下的則是群眾 (mass) (Lasswell, 1936/1995)。團體的存在，復有賴於所處環境提供的資源 (resource)；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三級結構：
菁英 Elite
群眾 Mass
資源 Resource
2. 三明治結構
相鄰的三級結構之間會發生交互作用。團體當中的群眾如何進入菁英階層，菁英何時失去權力成為群眾，這些流動方式就是這個團體的體制 (system)；群眾與資源的交互作用，如何生產與分配資源，則產生經濟 (economy)。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三明治結構：
菁英 Elite：有權力者，少數人。
體制 system：權力遞嬗的方式，決定誰可以擁有權力。
群眾 Mass：無權力者，大多數人。
經濟 economy：團體生產與分配資源的方式，取決於群眾擁有技術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資源 Resource：團體所在的環境中所有可利用的資源。
2.1 團體性質的差異
任何團體都會有菁英、群眾與資源；其性質差異在於體制與經濟。以常見的團體為例：實行民主政治的社會，其體制特徵是選舉輪替，每隔一段時間，群眾互相推選出一批人成為菁英，任期屆滿，這些菁英失去權力，再度成為群眾。在寡頭政治和獨裁統治的社會，體制特徵是內定輪替，群眾能否透過體制成為菁英，哪些菁英會失去權力，由已有的菁英階層決定。實行封建制的社會，其體制特徵是分封制，既有的菁英階級將部份資源交給特定成員，使後者成為新的菁英，或是擴大原有權力；菁英之間有特定的權利義務關係，不能隨意褫奪下級菁英的權力。在公司企業中，其體制特徵是資本晉升，群眾藉由業績升遷或購買股票等方式，獲得企業內的權力。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其經濟特徵是資本私有制，成員的財產權受到團體的保障，人人都可以投入自己擁有的資本以擴大生產能力，獲得更多資本。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其經濟特徵是資本公有制，投入資本擴大生產的行為由「社會」進行；但因為「社會」本身不具有行為能力，因此委託國家、政黨等有實際行為能力的團體操作。實行奴隸制的社會，部分群眾會被當作可以任意操作的資源。
2.2 影響力與必要性
一般而言，在這個五層的三明治結構當中，越上層越有影響力；菁英很容易可以改變體制，體制很容易影響群眾，群眾的行為決定了經濟發展，經濟活動決定了什麼是資源以及如何利用資源。然而，五層結構中，越下層則越必要：資源不足無法產生足夠的經濟活動，經濟蕭條限縮群眾生活，群眾不配合體制就無法運作，沒有體制菁英無法遂行權力。
3. 問題
在探討團體發生的問題時，論者可能指出五層結構當中的某個層級出了問題：
菁英 (E)：領導人是否能理解國家面臨的問題？是否能擬定適當的對策？
體制 (s)：權力遞嬗的方式是否會導致腐敗？能否盡量選拔出優秀的人才掌握權力？
群眾 (M)：團體中大多數成員的性格與意願是否符合時代潮流？
經濟 (e)：團體採行的經濟制度是否合乎人性與團體需求？
資源 (R)：團體所在的環境是否有足夠的資源？
以當代中國為例，常見的說法有：
E：習近平治國無方。
s：一黨專政導致政治腐敗。
M：中國人的民族性，或是所謂的「支性」。
e：中國不應採用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
R：中國缺乏關鍵的天然資源。
然而，單獨指出層級發生的問題，忽略了這些層級之間的交互作用。體制源於菁英與群眾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制度，又會與菁英和群眾交互作用。群眾和資源的交互作用產生經濟制度，經濟制度又會與群眾與資源交互作用。這些次生交互作用，是一種摩擦與研磨的關係。
3.1 摩擦 friction 與研磨 grind
五層結構的每一層都會與相鄰的階層發生摩擦。菁英會與體制摩擦：體制限縮菁英的權力，菁英會設法規避體制的限制。群眾會與體制摩擦：體制限制了群眾的自由，群眾會設法利用體制的漏洞。群眾會與經濟摩擦：群眾不斷形塑當代經濟活動的發展，但必然有些群眾無法適應經濟潮流，難以順利取得自身需要或想要的資源。經濟與資源會有摩擦：資源限制了生產與分配資源的方式，生產方式可能破壞環境，減損環境中的可利用資源。
摩擦可能進一步發展為研磨，研磨是將固體物質轉化為較小顆粒的行為；在我們的三明治結構中，研磨是指某個層級致力於永久改變相鄰層級。例如，菁英致力於修改體系，確保自己可以持續掌握權力或是掌握更多權力，這是菁英對體制的研磨。經濟活動會對環境產生各種傷害，導致難以恢復的變化，這是經濟活動對環境資源的研磨。在民主國家，群眾可以透過體制（選舉制度）影響菁英，讓菁英修改體制以適應群眾需求，例如婦女參政權、全民直選國家領導人、降低投票年齡等等；這是群眾對體制的研磨。相對的，被視為菁英專制的國家，群眾無法透過體制影響菁英，因此只能被體制研磨，順服體制的要求，或是乾脆考取公務員，成為體制的一部分。沒錯，我們就是在說中國。
4. 中國的研磨現況
我們用三明治結構來觀察當代中國的研磨情形。
a.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18年通過第五個修正案，該次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讓特定領導人可以持續連任；這是菁英對體制的研磨。
b. 習近平利用反貪腐的措施打擊政敵；公務員只知上級命令，不敢根據狀況應變；這是體制對菁英的研磨。
c. 中國言論場域中不斷發生政府控制評論的現象；中國人維權上訪的遭遇；新疆地區維吾爾人的「再教育營」；中國防疫措施嚴重影響疫情地區正常生活；中國補教界一夕之間清零；徐州豐縣鐵鍊女事件；這些都是體制研磨群眾。
d.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國群眾企圖研磨體制，這個嘗試在六月四號戛然而止。
e. 恆大危機等重要經濟事件，或許可以視為經濟對群眾的研磨。
f.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急速發展，造成大量汙染，這是經濟對資源的研磨；反過來，汙染嚴重破壞了中國人的居住環境，這是資源對經濟的研磨。
我們可以看出，當代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體制對群眾的單方面研磨。中國共產黨雖然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中強調其憲法中所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然而其所列出的八個民主黨派，並無政治權力，其運作被共產黨嚴格控制；這種「民主黨派」就和其他人民團體一樣，只是群眾的一部分，並非菁英階層；而中國目前施行的「選舉」制度，也沒有促成中國執政黨派輪替的空間；擁護當代中國政府的人士也不諱言支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因此中國的菁英實質上只會進行內定輪替，沒有群眾獲得權力的空間。而施行內定輪替的團體，勢必會有體制單方面研磨群眾的現象，因為群眾無法透過體制影響菁英，也無法自行改變體制，只能任體制擺布。
體制能夠研磨群眾的優點是團體可以短時間扭轉某種局面：例如 4f. 中環境汙染的問題，促使中國政府在 2013 年九月提出通稱大氣十條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及其他環境保護措施；這是菁英透過體制影響群眾改變經濟，從而遏止經濟對資源的研磨。中國政府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是依賴體制對群眾的研磨力量。然而，同樣的模式，也可能造成完全不同的後果，例如中國大躍進時期的除四害運動，毛澤東（當時中國唯一的菁英）認為麻雀不好，於是發起「轟麻雀」（體制研磨群眾），最後造成農業上的重大災難（群眾研磨經濟）。
較近的例子是香港施行國安法；中國無視當初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強行將中國體制植入香港，大力研磨香港群眾。最新的例子則是中國因應武漢肺炎的防疫措施。中國政府一再標榜自己是防疫模範生，歡迎全球各國「抄作業」；但實際上從武漢封城開始，就是用體制的絕對力量研磨群眾，防疫高於一切，以至於輿論指出中國除了 COVID-19 以外再無別的疾病，中國人的死因除了 COVID-19 之外什麼都可接受。目前的高潮是上海封城防疫，即使是眼高於頂的上海人，也只是中國體制研磨的對象之一。有人說民主自由不能當飯吃，現在中國人連說自己沒飯吃的自由都沒有。而香港與上海剛好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這佐證了我們的三明治結構中，上層比下層更有影響力。然而，下層比上層更有必要性，香港與上海經濟的衰敝，對於中國的將來，也勢必發生不可忽視的效果。
5. 小結
本文企圖建立一個三明治式的模型，解釋團體中的權力結構與問題可能產生的根源。根據團體中利益的分配和內部交互作用，我們可以推導出團體的五層三明治結構：掌握權力的菁英，決定權力遞嬗的體制，佔據大多數的群眾，決定生產與分配方式的經濟，以及團體可利用的資源。這五個階層，越上層越有影響力，越下層越有必要性。五個階層都會與相鄰的階層產生摩擦，嚴重時會出現研磨的現象，意指其中一個階層致力於永久改變相鄰階層。
在施行民主制度的社會，群眾可以研磨體制，將體制改善為更適合群眾的形態，方法是透過選舉影響菁英，讓菁英修改體制以適應群眾需求。施行菁英專制的社會，群眾只能被體制研磨，順服體制的要求，或是乾脆考取公務員，成為體制的一部分。中國是典型的菁英專制國家，體制研磨群眾的現象不但明顯而且廣泛；其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缺點是群眾無法對抗菁英階層錯誤決策所帶來的災難，例如大躍進、港區國安法和防疫封城。
由於大多數人屬於群眾，多數人應當嚮往群眾研磨體制，而不是被體制研磨。但在這同時，菁英階層也致力於研磨體制，擴大其既有的權力，掌握新的權力。如果權力使人腐化是一種必然的結果，理想的體制應當盡可能容許群眾研磨體制的可能性，即使這樣的代價是造成體制運行的不穩定。這便是言論自由的價值；當政府利用體制力量研磨群眾的言論自由時，也就斷絕了群眾改善體制的機會。而後果，將由團體所有成員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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